直接的政治宣传更易被接受。
中国通过支持当地“公有化实践”扩大影响力。在东南亚，中企与印尼合作社合作推广“共享稻田”模式，帮助农民集体采购农资、统一销售农产品，提升议价能力；在拉美，中国资助的“社区银行”项目，为底层民众提供小额信贷，削弱当地寡头资本的金融垄断。还有对亚非留学生的资助。这种“自下而上”的赋能，虽不直接动摇所在国特权阶级统治，但逐步培育了亲华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不结盟”方式，并非没有代价。当前，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仍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西方媒体持续炒作“中国威胁论”，将“一带一路”污蔑为“债务外交”，对中国扶贫成就、抗疫经验选择性忽视。
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人民史观”“集体主义”理念，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难以引发共鸣；对“阶级”“剥削”等概念的表述，易被误解为“意识形态输出”。例如，中国在海外媒体宣传“共同富裕”，西方受众却解读为“政府干预市场”，忽视了其缩小贫富差距的本质。中国长期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别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保持克制，这使得中国难以像美国那样通过“人权干预”塑造道德制高点，也无法利用他国社会危机扩大影响力。
中国没有盟友，本质上是拒绝复制西方“霸权-附庸”模式的结果。从“人民史观”出发的全球治理实践，注定了中国更倾向于建立平等伙伴关系而非等级化同盟。当前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持理念独立性的同时，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理解与共鸣——这既需要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持续积累信任，也需要创新话语体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转化为全球通用的发展叙事。
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认识到“中国模式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发展”这一事实时，一场全球性的人民运动将会轰轰烈烈的发动起来。这场运动将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区或群体，而是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界限，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它将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经济大国或军事强国，而是被公认为一个具有独特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引领者。这种影响力的超越，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