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其仰给于内地者，不过绸缎贡丝铁针之类。
近年以来，彼处玉石等物，云南、广东二省售卖颇多，皆由内地每差土人摆夷出关探侦盘查，兵役因见官差要务，于随身行李搜检未严，夹带私走势所不免。
究之侦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摭拾无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转将内地信息从而泄漏。至于棉花一项，臣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港脚船只进口，全载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买带些须白糖白矾，船多税少，颇累行商。
臣与监督德魁严行饬谕，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国皆通，臣初不知缅地多产棉花，今到滇后，闻缅匪之妥共、羊翁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粤所见核之，在滇所闻缅地棉花，悉从海道带运，似滇省闭关禁市，有名无实，究不足以制缅匪之命。
乾隆三十四年以来，与缅甸接壤的云南频繁发生国境纷争，却迟迟找不到解决纷争的方法。缅甸是棉花生产大国，并盛产碧霞玺、翡翠玉等玉石。因这些玉石产量少、价格高，很方便在离缅甸较近的云南、广东等地进行交易。乾隆中期也有很多国人赴缅甸边境进行交易，边境检查并不那么严格。
李侍尧于乾隆二十年就在羊城一带任职，十分精通羊城的对外贸易。
事实上，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尧即针对外国商人在羊城的滞留期限、禁止广东商人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资金借贷等问题提出建议：‘奏广东各国商舶所集，请饬销货后依期回国，不得住冬，商馆毋许私行交易，毋许贷与内地行商资本，毋许雇内地厮役。’
乾隆二十五年，针对外国商人贸易经费正常化问题，他又提出：‘粤海关各国商舶出入，例于正税船钞外有各种规礼，应请删除名色，并为归公银若干。各口仆役饭食，舟车诸费于此核销。并下部议行。’
之所以提出这些建议，是因为李侍尧觉察出当时来羊城的外洋港脚船在羊城交易的货物几乎都是棉花，而归航时只带走税额相对较低的白糖和白矾，羊城基本无贸易利益所得。这种状况对于广东商人来说是不利的。
乾隆二十五年，就是1735年，基本从那个时候开始，棉花、棉布的对外出口已经在减少，也恰巧从那个时候开始，羊城一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