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
另外，我并不认为一个文人能够轻松胜任官员的角色。
同样，一个长期沉浸在官场中的人，也很难再写出那种通透、睿智、能够洞穿历史周期的文字。
所以，即使作者现在还想写，也可能已经写不出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李编辑，我分析的对吗？”
林婉儿和李编辑都认真倾听高传龙的高谈阔论。
林婉儿赞道：“老高！讲得真好啊！”
李编辑坦诚道：“高先生！你所说不无道理啊！
想必当年明月心里头还是痒痒的，想继续写呢。
2011年底，他还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那一年他挺忙的，新书写了三稿，但总觉得还能改进，所以一直在打磨。
有人猜他是被上一本书的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名气太大，负担太重。
可他自己却说，其实没啥压力，超越前作嘛，想想就算了。
他真正的想法挺简单的，就是‘别给自己丢脸’。
就抱着这个念头，他很知足，所以书还在改。
可惜，这本新书我们至今还没见着。
‘别丢脸’听起来要求不高，但丢不丢脸，终究还是作者自己说了算。
想想那些天才作家，一旦写不出巅峰时期的作品，那压力，那痛苦，咱们外人哪能全懂。
就说曹禺吧，也是年纪轻轻就大红大紫。
23岁那年，他写出了话剧《雷雨》，剧情紧张刺激，语言意味深长，人物活灵活现，被誉为‘我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话剧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后来他又创作了《日出》、《原野》等佳作，但都没能超过《雷雨》。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北京文联主席等职务，可再也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了。
到了晚年，这事儿成了他的心病，痛苦得不行。
他女儿在回忆录里提到，从她有记忆开始，父亲就总是很痛苦，痛苦得都成了一种性格。
为啥痛苦？就因为写不出话剧了。
他晚上睡不着，有时候拉着女儿的手说：‘我得写个大作再死，不然我不甘心。’
有时候还扒着窗台想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