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七千块是姜阳下学期的学费，她攥着存折的手关节发白，最后默默叠好诊断书，塞进了围巾内侧的暗袋。
姜阳打来电话时，姜晚正趴在公厕的水池边呕吐。血块混着胃液溅在瓷砖上，像绽开的红梅。“姐，我拿到奖学金了！”少年的声音雀跃如春鸟，“等毕业了，我给你买带电梯的大房子！”她捂住嘴压住咳嗽，笑着应声：“好，姐等着。”
她开始偷偷写遗书，藏在缝纫机抽屉的夹层里。遗书里夹着姜阳从小到大的奖状复印件、父亲和母亲的合照，还有一沓整理好的账单——姜阳的学费流水、助学贷款明细、甚至详细标注了房东太太心软时允许她迟交房租的月份。最后一页，她画了一棵歪扭的树，树下三个小人手拉着手，旁边写：“阳阳，姐去陪爸妈看樱花了。”
死亡来得比预想中快。某个雪夜，她踉跄着栽倒在出租屋门口，手里还攥着给姜阳织到一半的毛衣。毛衣是姜阳最爱的宝蓝色，毛线是她从服装厂废料堆里捡的，掺着杂色，却柔软得像一片海。意识涣散前，她突然想起十六岁生日那天——父亲将草莓蛋糕上的奶油抹在她鼻尖，母亲笑着骂他“老不正经”，姜阳趴在她膝头抢着吹蜡烛。那一天阳光很好，窗台上的野花开了，风里全是甜香。
三个月后，姜阳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那封遗书。彼时他刚收到跨国公司的入职通知，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却跪在满地狼藉中哭得撕心裂肺。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一片枯黄盖住缝纫机上未织完的毛衣，像在轻吻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