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陆家嘴，金融大厦29层的落地窗前，我看着电脑屏幕闪烁的k线图，喉间突然泛起铁锈味。抬手抹去嘴角的血渍时，指尖触到无名指上的铂金戒圈——那是林昭三个月前亲手给我戴上的，戒圈内侧刻着“共赴山海”的篆体，此刻却被血珠浸得发亮。
“星洲资本的尽调报告还差17页。”助理小陈在身后提醒，声音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盯着屏幕上那组异常波动的数据，突然意识到这家新能源企业的现金流模型存在致命漏洞。这个发现本该让我兴奋，可太阳穴突突跳动的血管却像勒进颅骨的铁丝，疼得眼前发黑。上周确诊的胶质母细胞瘤诊断书还锁在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医生那句“最多三个月”在耳鸣中反复回响。
玻璃幕墙倒映出我青灰的脸色。二十六岁成为最年轻的百亿基金首席分析师时，林昭在庆功宴上偷偷把香槟换成温热的蜂蜜水；如今二十九岁的我在生死线上挣扎，却不敢让她知道——她正带着团队在纽约筹备分公司的ipo，视频通话时总抱怨华尔街的咖啡比不过我煮的曼特宁。
我吞下两片止疼药，继续在键盘上敲击。如果能在最后三个月做完星洲的做空方案，至少能让她未来十年不必为生计发愁。屏幕右下角弹出邮件提醒，是林昭发来的会议纪要，附件里夹着一张华尔街的夜景，霓虹拼出“arry ”的字样。她不知道，我上个月就订好了飞纽约的机票，而现在那张机票和肿瘤医院的ct片一起，正躺在碎纸机旁的废纸篓里。
凌晨五点，我蜷缩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抽搐。癌细胞像一群啃噬神经的蚂蚁，疼得连呼吸都成了酷刑。手机震动着滑落在地，林昭的来电显示在黑暗中明明灭灭。我死死咬住沙发靠枕，直到血腥味浸透棉絮——我不能接。上周她视频时随口提到“纽约的钻戒比上海便宜三成”，眼底的期待像刀尖划过心脏。
第二天晨会上，我当着全体合伙人的面摔碎了咖啡杯。滚烫的液体泼在星洲资本的尽调报告上，墨迹晕染成狰狞的蛛网。“这种垃圾项目也配过会？”我嗤笑着将文件甩在投资总监脸上。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没见过永远冷静优雅的江承言失控的模样。只有我知道，这是切断林昭退路最残忍的方式——星洲资本是她父亲破产前最后的产业。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