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林武装问题。而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整个流氓问题，却还没有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和政策、策略，也缺少成功的经验。
此次毛泽东在会昌作“仁风山调查”及指导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工作中，遇到了这个新问题，促使毛泽东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初步提出了对待和解决流氓问题的正确的认识和政策、策略。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满足，觉得对流氓的认识和对待流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还不够深刻、全面。他本想在随后进行的寻乌调查中解决这一问题，然而限于时间等原因，他在寻乌调查中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他曾遗憾地说，寻乌“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
1930年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和红六军二纵队从寻乌、会昌东进福建。6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杭县南阳主持召开红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富农问题》《流氓问题》两个决议案。《流氓问题》决议案共分3个部分：（一）流氓问题成了斗争中一个严重问题；（二）流氓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三）党对流氓的策略。
《流氓问题》决议案对于流氓的社会来源、社会职业及其特点、流氓的党派意识、流氓的特性和流氓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全面分析。如对流氓的来源，决议案分析说：“半殖民地中国因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使得农民手工业者大为破产，造成巨大的失业群众，又不能有大规模民族工业吸收他们，这个失业群众没有出路，因此造成大批的流氓。”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指明了彻底解决流氓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建立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新社会和新生活。对流氓的社会职业，决议案依据当时的社会环境，例举有30种之多。对于流氓的社会组织结构，决议案指出：流氓群众为了争取他们的社会生存地位，有各种秘密结社，如青红帮、三点会、哥老会、致公堂、符子会、大刀会、在理会等等。对于流氓阶层所具有的特性，决议案分析指出：“第一是反组织的（反纪律的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第二是个人享乐主义，第三是雇佣性重，第四是破坏性重，第五是阶级意识模糊，第六反群众的，第七反社会主义的，第八是盲动主义，第九是流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