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贱之时，不可改易志节；逢威武之迫，也不能屈节降志。此乃大丈夫立身于世之根本，无论遭逢何境，皆坚守本心，循正道而行，矢志不渝。”
蔡邕听我说完瞬间目露精光，但还是不死心的又出了一题：“《春秋》所记，齐桓公‘尊王攘夷’之事，殿下且评其功过若何？”
听蔡邕说出的这一道题，我答道：“齐桓公举‘尊王攘夷’之措，其功者，假借周天子威权之名号，合诸侯之众力，抵御夷狄之患，护华夏诸邦，使百姓免遭兵戈之祸，且于诸侯之间暂立安宁之序。于彼时乱离之世，使天下免除战乱，功不可没。然其也有凭势扩张自己之权势，为齐国谋私利之痕迹，然而相较其功，利大于弊，于华夏传承、邦国兴望发展，功绩斐然。”回答完，我昂然站立起身，向蔡邕深深的行了一礼。
蔡邕见刘辩对这几个问题回答的是行云流水，没有一点的犹豫，而且意思还没有任何的偏差，有些惊奇。蔡邕夸赞刘辩说：“邕研习古今典籍积年有余，方有今日之所成，未料殿下年少之时竟学得这般精熟，于古今典籍之道，邕实已无物可授殿下矣，如此，恐邕唯可授与殿下别样学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