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学、研究所必订的期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仅满足于整理和提供材料，更要研究和吃透材料，才能真正扩大学校的影响力。”
徐生洲微微点头：“说的很有道理。还有呢？”
陶文霞又道：“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我们要学会勤俭持家，细水长流。去年的《永乐大典》正本、《女史箴图》等稀世珍宝，已经把学界震惊得七荤八素，到现在还在消化和吸收它们的冲击，比如关于现行美术史修改的讨论、关于《永乐大典》正本内容的讨论，至今沸沸扬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敲重锣、擂重鼓，应该给学界一个缓冲世间。要知道糖多不甜、胶多不粘。
“所以我的想法是，公布这些名家手稿要有张有弛，比如去年已经有重磅的材料公布，今年可以适当公布一两件轻量级的。像半年的时候，结合钱钟书先生的《百合心》手稿，举办一个‘钱钟书与现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到年终的时候，再结合吴敬梓的《文木山房诗文集》，搞一个‘吴敬梓与清人别集整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了明年，如果有必要，咱们再放出这套一百二十回古抄本《石头记》。如此一来，学界的焦点就会一直盯着我们学校，而且年年都有期待，不会有厌烦的感觉。”
徐生洲大喜：“这批捐赠，足足有名人手稿60种。如果按照陶馆长的安排，足够搞个二三十年的！”
陶文霞继续说道：“我们要把名人手稿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的平台。比如我们有钱先生的《百合心》手稿，说不定还有其他现代着名作家的手稿，我们就可以招聘非常优秀的现代文学方向青年学者过来；我们有一百二十回古抄本《石头记》，就可以招聘非常优秀的古代小说方向青年学者过来。让学者和手稿之间相互成就，没准儿我们学校也能培养出自己的长江学者！”
徐生洲连连抚掌：“陶馆长说的好！那大家要做好保密工作，别又让别人拿‘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来攻讦我们，说我们敝帚自珍。”
陶文霞道：“校长放心！我等下就叫人拿转运箱来，把这些珍贵手稿编目存入特藏库。除了我们几个，别人根本没机会知道。每次决定招什么人、开什么会之前，再放出一点鱼饵，保证学校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