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总督府那宽敞而压抑的厅堂内，空气仿佛凝固，沉重得令人窒息，犹如暴风雨前夕那令人心悸的死寂。袁总督端坐在太师椅上，神色严峻，身体不自觉地微微前倾，犹如一头蓄势待发的猎豹，目光如炬，紧盯着前来汇报的下属，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关于李准在广东的经济状况，详细调查结果如何？”他心中疑惑重重，反复思量：地方绅士为何要状告李准？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纠葛？
原来，这一切的背后，实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与权力博弈。那笔存放在地方县的花红，一直是地方绅士们眼中的肥肉，他们对其有着直接掌控与随意挪用的权力，犹如自家的小金库，从中捞取了不少油水。然而，李准将这笔资金集中到善后局后，绅士们的如意算盘瞬间落空，他们陡然失去了这条重要的财路，心中的怒火犹如熊熊烈焰，燃烧得愈发猛烈。
更为关键的是，资金集中到善后局后，官员们的私分行为变得愈发隐蔽且容易。在此之前，绅士们多少还能对资金流向有所察觉，可如今，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他们眼睁睁看着原本应用于地方事务的资金，在官员们的暗箱操作下不知去向，对官员贪腐行为的怀疑如野草般在心中疯长，进而引发了强烈的抵制情绪。
就拿李准的前任水师方提督来说，其行径简直令人发指。当年，东菅花红高达百万两白银，而这位方提督竟胆大包天，私自拿走了其中的一半，即50万两。上行下效，其他官员见状，也纷纷效仿，毫无廉耻地中饱私囊。在这种肆无忌惮的贪腐侵蚀下，原本百万的花红，到后来所剩无几。当地方剿匪行动结束，按照惯例本应发放奖励以鼓舞士气时，却尴尬地发现资金严重匮乏，根本无法满足正常的奖励需求。
地方绅士们将这一切的根源归咎于官员的贪腐以及李准的政策调整。在他们看来，正是李准的决策，让官员们有了更多贪腐的机会，从而导致地方利益受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以及地方的公正，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将主管官员告上公堂，试图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讨回公道。
据说，当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目睹官场贪腐之风盛行，痛心疾首，决心整肃官场风气。他查实方提督的贪腐行为后，罚其个人赔偿30万两白银用于筹办广雅书院，希望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