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秋莎坐在一旁修吉他弦，嘴里哼着调子：“你就不能高兴一点吗？你是想完成任务，不是念悼词。”
“完成任务不能靠笑。”农娜淡淡道，“尤其当我们背后不只是生产，还有政治。”
“你觉得会有人搞破坏？”喀秋莎停下动作。
“不是‘会不会’，是‘什么时候’。”农娜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灯火通明的车间。
夜深，老仓库，偏僻角落。
六人围成一圈，拉夫连季站在最前。
“我们不能再等了。”他说，“这不是一个厂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苏维埃要把俄罗斯拖进泥坑，而我们要把她从污泥中拉出来。”
有人低声问：“怎么做？”
“先在厂里控制几个关键岗位——配电、物资、保卫、通讯。然后等待外部的消息。等父亲的联络人带来指令，我们就行动。”
“行动的意思是……武装？”
拉夫连季目光一沉：“我们是复国军，不是游击队。当然要武装。”
现场一阵低哼声，有兴奋，也有恐惧。
“你确定你父亲的人会来？”
“他不是‘人’，他是俄罗斯荣耀的残存。”拉夫连季一字一句，“现在，只差我们做出选择。”
六人沉默。黑暗中，灯泡微微闪动，如心脏抽搐。
第二天凌晨，保尔独自在车间内检视前一晚的焊接质量。他用尺测了一块骨架的倾斜角度，正准备记录，突然注意到配电盘边有一串未登记的工具箱。
他走过去翻看，发现一张小纸条夹在钳子下：
“十月结束之前，终结赤色幽灵。”
他盯着这行字，神色复杂。字迹不熟，但语气太熟。他知道这种话不是愤怒，是计划。
他把纸条藏进衣袋，默默回头，望着这座即将重生的车间。他的眼神冷了几分。
天将亮，生产又将开始。
焊接的火花将继续飞溅，但在火花背后，阴影也开始蠢动。
革命的建设者与旧时代的残党，正在同一间工厂内，为不同的未来而动。
1929年10月18日，基辅，第十二机械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