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们在集市上交换商品，孩童们在书院诵读《论语》与《墨经》，治安官则依据法家律法调解纠纷。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儒墨法合流”的治理模式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当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大肆掠夺时，大唐移民却通过“以工代赈”“技术换资源”的方式，与原住民建立起平等合作关系。一位西班牙探险家在日记中惊叹：“他们没有枪炮威胁，却让整片大陆的部落自愿加入他们的联盟。”
三、工业革命的思想引擎
17世纪，工业革命的曙光悄然降临。墨家的机械传统与法家的严谨思维，成为技术突破的关键。在长安机械工坊，墨家门人墨启智改良蒸汽机时，参考的正是《墨经》中对力学与光学的论述；而法家学者则制定《专利法》，保护技术创新。“这种‘技术+制度’的双轮驱动，让大唐的工业革命比欧洲早了整整五十年。”周明远调出对比数据，1730年大唐的钢铁产量已超越同时期整个欧洲。
儒家思想则为工业化进程注入道德约束。当欧洲陷入“血汗工厂”的争议时，大唐的企业家们受“仁者爱人”的影响，主动改善工人待遇。1785年，长安纺织厂率先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建立工人子弟学校。这种“义利兼顾”的经营理念，被后世学者称为“民本资本主义”的雏形。
四、共同富裕的千年积淀
18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大唐的社会结构面临转型。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儒墨法三家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在议会辩论中，议员们引经据典：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成为财富再分配的理论依据；法家的“法不阿贵”确保政策公平执行；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则成为全民共识。
这种思想根基让大唐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走出独特道路。1860年，《全民保障法》颁布，规定企业必须将10的利润用于社会福利；1888年，“全民持股计划”推行，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国有企业的象征性股份。“这些政策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千年思想沉淀的结果。”周明远展示着老照片，19世纪的大唐街头，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孩童在免费学堂中学习科技与经典。
当画面切换到2020年的大唐，教室内响起阵阵惊叹。全息投影展示的“共享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