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是听镇客运公司退休的老司机李叔讲的，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还在开。
李叔的那辆老普桑是公司淘汰的二手车，车身漆皮剥落，发动机总发出“突突”的怪响。那年深秋的雨夜，李叔跑完最后一单准备收工，车载电台突然响起沙沙电流声：“槐树庄精神病院，有客人要去县城。”
“这大半夜的，谁去那鬼地方？”李叔嘀咕着发动车子。精神病院早在文革期间就废弃了，外墙爬满爬山虎，铁门挂着生锈的锁链。李叔刚把车停稳，就看见个穿蓝条纹病号服的男人从阴影里钻出来，胸前别着枚褪色的工号牌，编号“37”。
“师傅，去县医院。”男人声音沙哑，上车时带进来股浓重的福尔马林味。李叔注意到他手腕上戴着块停摆的怀表，表链上系着朵枯萎的山茶花。更诡异的是，男人的影子在车灯下不断扭曲，时而变成蜷缩的胎儿，时而化作挣扎的病人。
出租车刚驶出槐树庄，李叔就发现不对劲。车载电台反复播放着同一首曲子——《送魂调》，这是解放前出殡时才会放的哀乐。计价器显示的金额也在疯狂跳动，最后定格在“3737”，日期却是“民国三十七年腊月廿三”。
“同志，你这表停了。”李叔试图打破沉默。男人突然转过头，李叔看见他的脸皮像被剥了层似的，肌肉组织清晰可见，眼球正缓缓转向脑后。“他们说我疯了”男人的喉咙里发出气泡破裂的声音，手指深深掐进座椅海绵里。
李叔猛踩刹车，却发现车轮陷入了粘稠的黑色液体。后视镜里，精神病院的窗户次第亮起惨绿色的灯光，每张窗后都贴着张病人的脸，他们的手腕上都戴着同款怀表。更恐怖的是，这些病人的脚底板上都刻着同一句话：“还我孩子”。
男人突然消失在座位上，李叔听见后备箱传来“咚咚”的敲击声。他颤抖着下车查看，后备箱里堆满了泛黄的病历，每张都写着“无名氏”，死亡日期全是民国三十七年腊月廿三。病历下面压着个铁皮盒，里面装着三十七枚带血的银锁片，每枚都刻着“平安”。
“当年他们给我们打催生针”女人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李叔看见无数条血色藤蔓从地下钻出来，缠绕住车身。藤蔓上开着惨白的山茶花，花蕊里嵌着婴儿的头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