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认为，下西洋带来的问题具体而言有三点比较重要：
其就是刚才说的，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贸易收益主要惠及皇室，而对民间计多有影响。
从郑和船队带回来的货物来看，大都是苏木、胡椒等奢侈品，这些物资基本上只能供上流社会消费和把玩，难以有直接的投产出。
这也就是宣宗时期还在做车驾郎中的刘大夏敢于公然质疑郑和下西洋举动的理由：“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刘大夏在后世经常挨批，他本人思维保守固然是真，但他这句话其实问得不算错，特别是最后一句：“于国家何益？”——你皇室的确是赚大发了，可单方面付出代价的却是整个国家啊！
此外，郑和下西洋产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大量白银和黄金通过贸易顺差流大明，其在解决中国自唐宋以来贵金属紧缺问题的同时，也使得永乐年间货币贬值近三成。
同时，由于造船任务繁重，使得南方造船地区的匠户大量逃亡，南京区域的船匠户甚锐减了四分之三以上，在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计。
这一点，比较一下高务实给京华造船工匠支出的薪酬就知道，那可是远远高于朱棣给的。可见皇家搞下西洋，造船工匠乃至于相关产业工匠其实都是在接受极端的剥削，这剥削程度甚至到了让人宁可冒着杀头的风险逃亡，也实在没法再干下去的地步。
同样，这也就是宣宗时期在罢下西洋的同时，朝廷下诏“凡采办、买办物件并打造海船木植物料等项营造物料悉皆停罢”的原因，也就是朝廷也承认了，这么做的确对民间、对匠户的压迫和伤害很大。
其是大明官营海外贸易体制极大地抑制和影响了私人海商和豪强贵族从海外贸易获利的机会，使得他们因分配不均衡而坚决反对下西洋活动。
当时朱棣采取的海外贸易官方独营政策，是非常不尊重经济规律的，不但与宋朝时期励私人海外贸易无法相，连元朝时期被后世诟病不已的官私合营的“官本船”体制都不如。
不管怎么说，“官本船”好还是种公私合营的国家垄断混合经营体制，是官方出本钱和出船，雇佣私人海商代理经营，获利后由官家和私人七三分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