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是书斋哲学，不单纯是逻辑推演的产物，也是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痛苦体验后有深切解悟的产物。王学是生活和实践的哲学，这对于准确把握王学的内在精神十分必要。”
现在诸位当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何其伟大的论断和指路明灯了吧？
回到心学，从外因来说，心学也面临几大问题：
其一是官方的打压。姚江心学作为新兴的学说，由于对官方所宣扬的朱学形成了挑战，对朝廷的稳定具有潜在威胁，自然会遭到打压。
早前，嘉靖帝就曾直斥阳明学说为“叛经背道之书”，专门下诏“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来巩固正统官学的地位。
阳明心学“致良知”所推行的“内圣”之学，把个体从礼教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使人们更为注重个体的体验，因此受到朝廷中反对势力的打击报复，被冠以“邪说”、“反叛”、“异学”、“异端”等称呼。
虽然王学在隆庆元年被朝廷上层认可——本书前文曾说过，当时内阁之中从徐阶往下，有一大批心学门徒，不说把持朝政，至少也是强势影响朝政的。不过，彼时心学门人之中也还是有不少遭到政敌报复打压，导致一大批为官的王学后学被贬黜或下狱。
如浙中学派的钱德洪被弹劾入狱，自其出狱后到去世的三十年间，都再无一官一职；王畿则被斥为“伪学小人”，导致他主动辞归隐逸达四十年；彭季山二度被贬后便罢官归家；罗念庵因为直谏被贬为民等等。在这样的打压下，王学的影响力日益减弱。
[注：这里的打压主要是张居正为首的朝廷干的，高拱因为秉政时间较短，反倒干得少些。不过从朝廷角度来说，高拱也好，张居正也罢，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
其二是理学家的非难。顾宪成批判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在吾儒则阴坏实教也”，是对礼教法制的败坏；又否定“心即理”的普遍意义，认为“心即理”只有圣人能做到，普通人用之“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
顾宪成作为欧阳德的再传人，以东林党领袖的身份批判王阳明，可以说对心学打击甚大。东林党人的另一领袖高攀龙与顾宪成一唱一和地对王学进行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