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而克里木汗国在南部边境的袭扰更分散了有限的军事资源。
国际格局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与瑞典的对抗不仅是领土争夺，更涉及宗教与霸权博弈——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企图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实现“波兰化”俄罗斯，而瑞典则与俄罗斯反对势力结盟以遏制波兰扩张。
如果这场危机没有因为高务实的干预而出现重大历史变化，那么其深远影响在后续十年持续发酵。伪德米特里的死亡并未带来稳定，因为波兰马上又扶持了第二个冒牌者(伪德米特里二世)，其军队将于1608年兵临莫斯科城下，建立“图希诺营地”实施统治。
1609年，俄瑞短暂结盟对抗波兰，但瑞典很快背约转而支持波兰。直至1612年，由市民、农民和贵族组成的义勇军在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领导下才得以击退波兰军队。
在此基础之上，1613年缙绅会议选举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才总算终结了“大动乱时期”。
如此天赐良机，高务实岂能放过？也正因为他知道俄罗斯的内乱不是一年两年就能结束，才会让额尔德木图不急于追击，而是沿途建立堡垒，最终在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建立“山河防线”，遏制沙俄东扩的野心。
过不了乌拉尔一线的沙俄，对大明的核心地区自然就不能构成威胁，而大明只需要输出一些军械和财力，就能利用蒙古人与中亚、西伯利亚的“鞑靼人”与俄国人在“山河防线”相持。
至于广大的西伯利亚、中亚资源，高务实的态度自然是能用的先用，不能用的就留给子孙后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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