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先生路远，抵达京师怕要到国庆后了，眼下抵达京师的，只有三百五十人，主要是南直隶、江浙、江西等地的教谕、训导与教书先生。”
“北平社学的训导还没有到吗？”
朱允炆问。
“还没有，北平布政使衙门那边考虑到路远天寒，额外拨了钱粮，以马车送来，想来应该快了。”
杨士奇平和地回道。
朱允炆翻看了下名册，说：“国子监务必招待好他们，开年之后，需要听听他们的意见，眼下社学看似办得红火，可总听闻存在不少问题，若不解决，文兴之路怕是难啊。”
解缙似乎意识到什么，不着痕迹地说：“朝廷还需要在社学上投入更多钱财啊。”
朱允炆严肃地点了点头：“安南平定，马哈木臣服，哈什哈蛰伏，阿鲁台休养生息，明年应没有什么战事，腾出来一笔钱，应该用在教育上。”
解缙与杨士奇凝重地点了点头，朱允炆的意思很明确，建文三年虽然是教育大兴元年，但这一年事太多，教育的事也没办好，在建文四年继续以民生与教育为主。
“教材的事必须早点确定下来，形成统一的教材，这对于教育推动有好处，尤其是社学级的教材，不可唯启蒙读物，不可唯儒家一言。”
朱允炆指示道。
杨士奇认真地听着，回道：“国子监正在研究编纂社学教材，初等学院的先生也参与其中，待各地先生抵京之后，国子监会组织他们进行讨论，以确定社学教材。”
解缙给朱允炆续了茶，在一旁说：“社学教材不同国子监，还是多听听地方社学训导与先生的合适一些。”
国子监眼下虽然设定了下三堂与上三堂，但毕竟专注的还是中等、高等教育，让他们直接写初等教材是有些为难了，思维上的认识很容易让定位太高，让社学教材成为中等教材的弱化版，不适合社学，尤其是不适合没有任何根基的学生。
朱允炆这才下旨，传召各地社学、私塾、望族先生入京，商议教材编制、教育方向等问题，准备在正月举办一次大明的教育座谈会。
就在朱允炆与解缙、杨士奇考虑教育问题时，刘长阁匆匆走了过来，递上一份文书，低声道：“皇上，安南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