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实用主义者提出了某套改良社会的办法，然后经过践行，流民、罪犯和贫贱劳工的比例变少了，那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成功回答了这个问题：
“嘿，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像那样不幸的人们曾经是50，现在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只有30了，社会上将来还会越来越少的。”
可已经是了，怎么办？
时代的概念离个人的概念太远。
提问者永远是那部分的具体的，已处在异化劳动命运道路上的人——换言之此类提问的主体根本不是如何“从50到30”，而是每一个具体的“100”该如何。
况且这位少年真的是想知道怎么办吗？恐怕未必，他也估计自己人生就这样了，他只是在困惑这一切该如何理解，将人生的劳动收入和再生产消耗换算成一堆净积蓄，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死亡的全部意义了？
如果是，将500磅换做100磅，对应流民，或将其换做5000磅，对应中产，那也是意味着这些阶层的死亡的全部意义了？
范宁不懂，回答不了。
他换作了轻松的笑容，起身往门口处走去。
在希兰看来，那是一种微妙的、妥协的、无可奈何的、带有某种替代品意味的轻松笑容。
“调查采集结束了，接下来是”范宁拿出了之前在进门时，顺手靠在木门背后的东西。
一把古典吉他。
“会唱歌吗？”范宁抱着吉他重新坐好。
少年下意识点头。
“那会唱音阶吗？就是，h-h-h-h”范宁先用哼鸣声往上示意了遍12345671，然后又用最常见的元音“啊”唱法下行回去。
少年继续连连点头。
“卡洛恩，原来你要杜邦贡献一把备用吉他出来，是认真的？”希兰看着抱琴调弦的范宁身影，突然体会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优雅感，与他坐在钢琴前或站在指挥台上相比。
“作为一位指挥，我会的乐器种类还是太少了。”正在听音准的范宁开口。
他清楚记得前世那位带他在综合大学学生交响乐团玩票的指挥老师，都有六七种乐器达到了进阶甚至精通水准，而很多大师都流传有“排练时夺下乐手乐器示